文化自信的焦点涵義就是堅信我們的民族文化之本，文化之源，文化之流，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主體性、原創性、持續性。曾在曆史上輝煌過的許多世界古老文明，進入工業化之後，有一些消失了，還有一些弱化了，而我們中華文明，曆經朝代更叠、世事滄桑之後，特別是經曆了鴉片戰爭以來的內憂外患，最終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鄧小平開啓了革新開放的發展戰略，讓千年索求，第一次圓了富民強國的夢想”（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語，見《鄧小平時代》）。從文化視角看去，中華民族的進取、憂患、自強等文化要素，令我們有信心、有勇氣罗致曆史教訓，擔負時代使命，掌握發展機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有了文化自信，就可以繼續迎接發展门路上的挑戰。乐成地迎接挑戰，靠的是我們中華文化孕育的廣大人民群衆，是他們“摸著石頭過河”，創造性地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门路，取得了今天的輝煌成就。爲此，增強文化自信，就是對人民群衆踴躍投身于革新開放實踐的強大生命力的自信。
在蘇聯解體和東歐各國紛紛放棄社會主義门路的上世紀九十年代，國際上曾一度出現“曆史終結論”，認爲人類社會已經萬路歸一，只剩下資本主義一條门路了。這是理論錯覺，是片面價值觀使然，因爲它否認了人類曆史和社會現實的一個基础特征，即文化差異性。文化差異性表現爲信仰認同、價值取向、思想意識形態的選擇，是民族性的、人民性的，所以應該是多元的。如今，承認文化差異性已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基于這個共識，最新的全球化理念是一體化和本土化的結合、標准化和個性化的結合、國際性和民族性的結合。同理，最新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在經濟、社會、環境三要素之外增加了文化要素，強調保護文化差異性是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所以，堅持文化差異性的理念，鼎力大举發展中華文化研究，提煉和創造切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體系，是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任務之一。
落實總書記關于文化自信的講話精神，我以爲，哲學社會科學事情者將迎接兩大挑戰。第一個挑戰是如何归纳综合和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特殊性本質和社會特殊性本質。既然是中國特色的，那麽它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和社會特殊性的，也就是說，我們正在實踐著的社會主義门路，是受特殊的中華文化要素和特殊的社會結構要素的制約而做出的理性的選擇。那麽，當代中國占主導职位的信仰、價值觀、思想意識形態等文化要素是什麽？當代中國的社會結構都有哪些基本要素？它們是如何制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门路選擇的？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研究和精確的理論表述。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归纳综合和表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跨文化、跨社會結構的一般性本質。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门路是對中國人民負責的，我們是共産黨領導的國家，有著國際主義的胸懷，這是我們的政治價值理性。同時，我們的工具價值理性是，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久的將來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我國必將理性地維護和有效地擴大我們的國際發展空間，才气承擔起影響世界走勢的責任。從這個角度出發，關于我國乐成經驗的跨文化、跨社會結構的一般意義的理論本質的表述，應該用國際理解的看法來完成。一方面，我們需要研究國際流行的、或具有共議的理念，區別我們的理念與這些國際理念的異同，從比較的視角來完成關于我們门路選擇和乐成經驗的理論表述。另一方面，我們必須創造性地總結和归纳综合我們自己的理念，善于將這些理念通過國際看法化推向世界。這樣做，將使我們爭取更多的朋友，發展友好關系，獲得廣泛理解，減少不须要的交流困惑。
这两方面的挑战归结起来，就是总书记强调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速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土知识的理论抽象和国际看法化。作为一门经验研究的学科，社会学关于社会事实所形成的知识，其原初形式都是本土知识，也就是说，大量的知识内容是关于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在特定社会结构约束条件下发生的人类实践运动。眷注和积累本土知识是社会学者的本职事情，但停留在本土知识的条理并没有尽职尽责。这是因为，社会学不光是一门经验研究学科，同时照旧一门基础理论学科，所以社会学者也有责任将差异地域、差异时间、差异文化体、差异社会体的本土知识进行看法化，形成抽象的、一般的、跨界限（时空、文化、结构等界限）的理论知识，揭示人类实践运动的本质和内在变换逻辑，从而指导实践，并在此历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关于我国社會實踐的本土知识，如在国际社会学界开展学术交流，需要跨界限的看法化事情，也就是本土知识的国际看法化。
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總結中國特色和抽象普遍意義，這是建構我國學科體系的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隨著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职位不斷提高，影響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將關心中國經驗，想獲得中國社會的本土知識。爲此，中國經驗的國際表達、中國本土知識的國際看法化，勢所一定。我國社會的本土知識只有走向世界，與世界有效溝通和銜接，從而影響和貢獻給世界，才气成爲國際社會的配合知識財富。
（作者系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边燕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