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7月4日第1240期

若把感覺作爲人類掌握事物的起點，我們發現，如果說西方傳統哲學是從視覺主義出發的話，那麽，中國傳統哲學則是以觸覺主義爲其依據。

西方哲學中的視覺主義早在柏拉圖的哲學就始開眉目，其哲學的焦点看法是“理念”（eidos），而“理念”的原義就是“看”，故“理念”不過是人們所看之“相”而已。衆所周知，一部西方哲學史實際上就是柏拉圖思想的解注。後柏拉圖的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無一不行視爲是這種視覺主義的重新解讀和再譜新曲。其中，按羅蒂的說法，雖然近代唯理論和經驗論之爭呈水火之勢，但這並不妨礙一方作爲“內視表象”的學說，另一方作爲“外視表象”的學說，而使雙方都不失爲柏拉圖的視覺主義的忠實後裔。纵然在現代西方哲學那裏，源遠流長的視覺主義也並未得以改變。如果說分析哲學的“圖像說”可被理解爲一種更爲精確的升級版的“看”的主張的話，那麽現象學的“本質直觀”則意味著把這種“看”從現象領域進一步推進到本質領域。

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對于視覺的“看”的堅持，使西方哲學獲得了羅蒂所謂的“鏡式哲學”之稱譽。虽然，這種“鏡式哲學”因其“一味求真”而使西方的知識文明如虎添翼般迅猛崛起，但與此同時，它又爲這種文明埋下了自身難以化解的危機。這種危機不僅表現在它以“鏡像”而非“實像”的追求，使人類文明日益遠離實際的“生活世界”這一我們賴以生存的基本，而且還表現在它以鏡式的“看”的“對象化”，爲人類文明造就了幾乎與生俱來的主客乃至人我之間永揮不去的分離和對立。而在憂心忡忡的西方文明的批判者眼裏，後者乃是西方文明至爲根深蒂固之積弊。

然而，一旦我們回到中國傳統哲學就會發現，盡管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同樣離不開視覺，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哲學的身體性決定了其對“身體覺”的觸覺（即作爲身根的觸根之觸）情有獨鍾，這使得中國哲學與其說以“視覺主義”爲其傳統，不如說是以“觸覺主義”爲其正宗，以至于中國哲學中幾乎所有重要的看法、範疇都被打上了鮮明的觸覺烙印。例如，中國哲學至爲重要的“陰陽”看法實際上就是以“剛柔”這一觸覺看法爲其原型。在早出的《易傳》的《彖傳》、《小象傳》中，這種“剛柔”之稱触目皆是，其不僅爲我們指稱爻性，還爲我們指稱爻位。只是到了漢代，這種在大易中幾乎自成一統的剛柔表述體系才開始全面退隱，取而代之的是陰陽表述體系的風靡盛行。

中國昔人的“時空”觀念亦與“冷熱”的觸覺有著不解之緣。《易傳》中有所謂的“寒暑相推而歲成也”的“四時”（四季）的時間觀。而中國昔人的時空一體思想又決定了春夏秋冬的“四時”對應于東南西北的“四方”，這使中國昔人的空間觀同樣也奠基在“寒暑相推”這一冷熱的觸覺之上。

無獨有偶，對于中國昔人來說，不僅外部世界的時空範疇與冷熱的觸覺密不行分，內在的倫理道德亦被觸覺所規定，以至于我們有理由將中國古代倫理冠以所謂“溫度的倫理”的名稱。這種“溫度的倫理”除了可見于諸如“溫和”、“溫存”、“溫厚”、“溫文”、“溫雅”這些描述人的品德的詞彙外，還可見于昔人直接以“溫”訓“德”，溫度的“溫”不啻成爲道德良善的別名。如《詩經》所謂的“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論語》所謂的“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望之俨然，即之也溫”、“色思溫”，《荀子》所謂的“溫潤而澤，仁也”，《禮記》所謂的“溫良者，仁之本也”，《朱子語類》所謂的“仁，即是個溫和底意思”，如此等等。不僅“溫”與“德”成爲異名同謂的東西，且“溫”還作爲“仁之本”、“德之基”被賦予了道德的本體論意義，而這正以一種天人合一的方式爲我們讲明，昔人的“溫度的倫理”與其“溫度的宇宙”之間實際上是深深相契的。

尤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祖先除了對剛柔、冷暖的觸覺不無敏感之外，對疼痛的觸覺體之尤深。也正是基于這種疼痛覺的深刻體驗，中國儒家亦通過“以通訓痛”使人我之間息息相通的“仁愛”思想得以發揚光大。故在中國思想中，看似迥異的“疼痛”與“愛”之間卻存在著一種“詭谲的同一”。它使漢語中無論“疼”字還是“痛”字，都一字雙關地既有“疼”義或“痛”義，又有“愛”義（後者如詩詞“滿庭花落地，則有誰疼”，“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歸”裏的“疼”、“痛”所指）。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孟子》以“文王視民如傷”來表達文王對民的大愛無疆，也不難理解爲什麽宋儒可以用無關痛癢的“麻痹不仁”來作爲反例，以解讀“仁”的主張。中國哲學之所以最終走向了“只好惡就盡了是非”的“愛感優先論”，之所以最終視儒家的“仁本”爲中國哲學的真正基础，與其說是對意識的觀念不斷還原的産物，不如說是對身體的觸覺，尤其是對身體的疼痛直接體會的結果。

如此，這種觸覺與愛的內在聯系，就把我們帶到了爲觸覺所特有的感覺的雙重性屬性。這種觸覺的雙重性，按胡塞爾和梅洛-龐蒂的觀點，是指在觸覺活動中，觸即被觸，觸與被觸是亦此亦彼，互爲一體的，以至于很難區分何者是觸，何者是被觸。可以說，事物進入我們，我們同樣也進入事物。必須指出的是，一旦我們從胡塞爾、梅洛-龐蒂的學說回到中國哲學，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觸覺的雙重性與其說是爲西人所率先揭明，不如說最早是由中國人發其先聲。因爲，在《周易》“鹹”卦所描述的男女相觸的此感彼應、感而遂通的“感應”之中，中國昔人就爲我們揭示出了這種觸覺的雙重性。對中國昔人來說，這種感應雖始自男女，卻不僅僅限于男女，而是廣泛地體現在人與人乃至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如果說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它爲我們産生出了儒家的“見孺子入于井一定知恻隱”的仁愛的“良知良能”的話，那麽，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它則使中國哲學最爲焦点的“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思想成爲可能。

因此，可以得出的是，使中國哲學內蘊的“觸覺主義”思想明白于世，既是對中國哲學的一種正本清源，又對整個人類哲學的康健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不僅以觸覺的直接可觸性、觸覺的切身性幫助人類哲學擺脫視覺主義所導致的人類遠離其“生活世界”的危機，也以觸覺特有的雙重性，爲我們克服視覺主義所造就的人我、主客對立的人類困境提供了一副藥到病除的解劑。

（作者單位：西安交通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