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事實以及文化自覺意識的顯現，致使探尋中國哲學文化的曆史不僅是爲了理解中國哲學的發展理路、彙編思想清單以期認識自身，而且更是以“中國的眼光，爲人類目的”，藉由對中國哲學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來獲得偏向感，尤其是在此不斷籲求依法治國的時代配景下，重新反思宰制中國傳統哲學主流的儒家“道德主體”觀，以此特殊性的中國哲學思想的闡釋來澄明時代精神，超克現時代的困境與危機，意義自然重大。

中國儒家哲學文化素以人格修養爲中心，強調“成德”的觀念。它認爲個體道德的成就並非依托純粹知識的記誦，而是有賴涵養體認的修身时光才气實現。《周易》揭舉“觀乎PP电子，以化整天下”，孔子踐行“禮、樂、射、禦、書、數”六藝之教，而儒家經典《大學》則更是完整提出以人格修養爲中心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宋一代，儒家哲學文化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作爲一種深具創造性和革命性的學說，不僅旨在重建宋代知識、思想、信仰的新秩序，而且要求個體由對學問、知識的追求升華爲成聖目標的期許，深具內在逾越的精神。但惜乎科舉制度最後異化了知識和權力的關系，以致知識成爲權力的話語，而權力也成爲知識的權力，權力與知識的交換雖然賦予士人中心的职位，但是鈍化了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力與創造力，致使思想逐漸淪爲知識性的文本，知識文本則日益變爲文字符號，儒家內在逾越的精神幾被遺忘。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當一種本來是作爲士紳階層以文化權力對抗政治權力，以逾越思想反抗世俗取向的，富于創造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學說，進入官方的意識形態，又成爲士人考試的內容之後，它將被後來充滿了各種世俗欲念的讀書人複制，這時，它的本質也在被逐漸扭曲。”及至陽明心學的興起，高揚“心即理”與“知行合一”之說，覺民行道重釋了儒家的成德觀念。如是中國儒家思想文化發展的曆史讲明，傳統儒家一貫強調主體自身的心性修養，最終意在成就逾越訓诂、考證等“小學”之技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在此意義上，儒家哲學文化念茲在茲于一種“生命的學問”，而不是知識之學。無論是孔子“攝禮歸仁”進而強調“仁者愛人”，還是孟子標舉“舍身取義”，抑或是宋明儒家倡言“天地之性”“本然之性”與道德本心，其都是將“成德”作爲切己體道的焦点的。

差异于軸心時期外向逾越的文化類型，中國儒家文化走向有限之中追求無限的內在逾越之維，“成德”之路定向于主體自身，“成德由己”而不是乞靈于神秘他者，道德律令的正當性和權威性不是仰賴于天啓或神佑，而是系于內在主體的良知之中，通過個體的踐行達成自律的個體人格，道德主體意識十明白顯。《大學》“八條目”要求以“內聖”的道德修養爲基石，然後成就“外王”的功利事業。而儒家士人修身的要求在于以聖人人格爲依歸，反諸己身省察人格之中的幽暗面向，不斷逾越自我而趨向理想人格之境。儒家文化力主理想人格的實現依靠主體自身，深具PP电子精神，但此種人格的形成並非通過“脫離紅塵”的出世頓悟，而是“在世界之中”——通過入世實踐才得以“踐形”。作爲人之價值和實現的“踐形”，其不斷展開的過程即是對自我生命與價值意義的肯定，它並非出世的高蹈，而是入世“現有”之中的實踐功夫。因之，儒家的入世生活成爲無法回避的“此在”，這就決定儒家的“成德”之路應是趨向內在的逾越之途。而在此內向逾越之中，儒家高尚人格的懸設，正是要召喚現實困境中的士人，積極進取而有所作爲，成爲真、善、美兼具的道德君子。有宋一代關學代表張載“躬行禮教”，有明一代心學代表王陽明力主“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王學傳人劉宗周特標“證人主義”，提倡“慎獨”，如是種種皆是強調“道德主體”，反躬自省挺立主體意識，來顯豁人性之善，透視人性之惡，進而克制與提升自然之性，玉成人之本然的倫理至善。盡管成就本然之我並非自然之事，需“百死千難”的涵養修行功夫，但儒家成德目標的懸設卻召喚著士人，積極于道德向上的進路，不斷反躬自省，肯定主體的責任擔當和逾越境界的追求。

在此意義上而言，“道德主體”意識已成爲中國哲學文化的特質，曆久而彌新。杜維明先生指出，新PP电子精神不應限于西方啓蒙主義的視域，而應包容傳統儒家和諧、道德主體意識所彰顯的責任擔當等思想。還有學者亦指出：“只有‘具體否认’才气完成文化逾越的任務，使中國文化從傳統的花样中翻出來，進入一個嶄新的現代階段。‘具體否认’包罗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某些身分和發揮中國文化中那些曆久而彌新的身分，例如‘道德主體’‘和諧意識’……”

而深度挖掘中國儒家文化“道德主體”的思想，藉此彰顯和提升人的內在道德主體性與責任擔當意識，業已成爲現時代迫切而重要的議題。就現時代而言，消費意識形態依托市場經濟的物質力量日益肯定個體欲望的正當性，以致于消費文化的符號象征意義被無限放大，商品消費的物欲意識以“自由主義”的消費幻象日益遮蔽了人的精神家園，不斷齧噬著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不斷走向物化，即即是以弘揚真、善、美爲己任的大學文化形態也在消費風潮的侵襲下日漸遠離精神生産的澄明之境。大學師生的日常文化生活變得越发“消費化”，尤其是師生之間正漸漸失去孔子所認同的“與點之樂”的其樂融融的情感和諧關系，而是逐漸變成“消費化”的功利關系。而此種“消費化”不只是不斷消費生産出來的各種商品，而且意味著日益消費長期形成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進而出現價值、情感的商品化、“幸福額度”的宣傳、日益頻發的“馬諾現象”等“道德危機”現象。職是之故，確實應該冷靜反思中國文化的“道德主體”觀念了。

在此意義上，“傳統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並非截然對立而難以融通，吸取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中曆久彌新的身分業已成爲再中國化的主要內容。這既是一種文化的自覺，更是一種文化的自信。中國在實現“經濟自信”之後更需要中國文化發揮至爲關鍵的作用，文化既是一種穩定性的精神性存在，其通過知識體系的教化、價值觀念的內化等凝聚人心形成廣泛而和諧的配合體，于此意義上反思中國曆史，中國政治結構的代變時或不斷，但中國文化的結構卻基本穩定，文化也成爲國家軟實力的表征，尤其是深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的挖掘與輸出，不僅旨在讓優秀的中國文化成爲世界的公共財富，而且也重塑了中國文化大國的形象，不斷豐富“中國制造”的內涵，傳播中國的好聲音，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傾聽和理解中國。當然，這既不是某種民族主義者的激情呐喊，發願以重新解釋“線裝書”來反抗“機關槍”，也不是某些自由主義者所倡言的“西風壓倒東風”，重新檢討中國昔人、成爲文化殖民主義的代言人，而是從中國出發，爲世界的目的，真正探尋中國文化是否可能、何以可能爲二十一世紀的全球經濟、社會乃至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正如陳來先生所期許的：“我們將面對革新不行逆轉的進程中重建民族精神、重建價值體系的巨大現實課題，‘振興中華’將從科技的振興、經濟的振興走向包罗精神的振興在內的全面的振興。在現代東亞文化的振興中，中國文化將要重新擔負起精神創造的責任，事實上，這也是東亞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期望。”誠哉斯言！

個人簡介：妥建清，西安交通大學PP电子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青年人才，研究領域爲哲學美學、文藝美學。主要圍繞中西審美文化史，長期致力于頹廢與審美現代性批判研究，研究的主要內容爲頹廢審美風格與晚明中國現代性、西方頹廢觀念史等，研究结果不僅爲中國審美文化史提供了新穎的個案與斷代學術结果，具有獨特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意義，而且探尋以中華審美精神來超克西方頹廢審美困境之道，藉此“中國眼光，爲世界目的”，闡發中國美學的現代價值。曾入選西安交通大學“青年拔尖人才”（A類），獲得西安交通大學首屆“十大學術新人”榮譽稱號等。近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青年項目等多項。在《哲學研究》《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哲學動態》等CSSCI源刊發表論文30篇。人民出书社出书專著《頹廢審美風格與晚明現代性研究》。其研究结果曾獲得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结果獎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等。